1中医基础知识——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形成时期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它的标志是《黄帝内经》的问世，成书于春秋战国，《黄帝内经》又分为《灵枢》和《素问》两个部分，共18卷，篇。《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以当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理论，强调整体观念，系统的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因、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等。同时书中还蕴含了社会医学、气候医学、时间医学、心理学等丰富内容。
中医的四大经典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现一般认为，它不是一个时期、或某一个人的著作，而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秦、汉几百年间，由许多医书汇集，不断增补而成，其大部分内容形成于战国。至于托名“黄帝”所作，是中医形成的一个标志。《难经》又名《八十一难经》，共有九九八十一难，成书于秦汉之际，作者扁鹊，托名秦越人，其特点是补《内经》之不足，释《内经》之疑惑。《内经》和《难经》阐发医理，为我国现存的两部权威理论医著；《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将该书分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两书实载方剂方，被誉为“方书之祖”为方剂学做了重要贡献，《伤寒杂病论》论述内伤外感各证的辨证施治及处方用药，肇启我国临床医学之端；《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所著，共载中药种，根据功效和毒性，分上中下三品，寒凉温热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奠定中药理论体系的基础，被后世奉为中药本草的祖书。四大经典均属先秦、秦、汉时期著作。
晋、隋、唐时期，中医学理论和实践有明显发展。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总结了秦汉三国以来的针灸学成就，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深入阐明了脉理，确立了寸口诊脉法，首创“三部九侯”及脏腑分配原则，为我国最早的脉学专著。隋朝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和症候学专书，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源和症状，如指出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了不熟的牛肉所致。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两本以记载处方和其他各种治疗手段为主的方书。《千金要方》一书共载方，较系统的总结和反应了自《黄帝内经》以后至唐代初期的医学成就，尤其是在脏腑辩证方面有了较大的发挥。
宋、金、元时期可谓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各位医家在前代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中医学有了突破性进展。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了“三因致病学说”，把复杂的病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发现了张仲景的病因学说，使中医病因学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宋代钱乙在《小儿药证直决》中系统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机特点，提出了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辩证法。
金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医家是刘完素（河间）、李东垣（李杲）、张从正（子和）、朱震亨（丹溪），后人尊之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提倡“火热论”，认为外感“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因此治病多用寒凉方药，故后世称他为“寒凉派”。李杲创立了“内伤脾胃学说”，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论），在治疗上善用温补脾胃之法，故被称之为“补土派”。张从正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革新观点，批评当时的“强补”之风，倡导“攻邪论”，主张治病应当首先以驱邪为要，善用汗、吐、下三法，被后人称为“攻邪派”。朱丹溪创立了“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治病善用养阴方药，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明清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藏象理论得到不断丰富，临床各科的辩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温病学理论。明代李中梓在总结前人对脏腑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清代医学家王清任重视解剖，著《医林改错》，改正故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发展了淤血理论，并创立了一系列活血化瘀的方剂。温病学说的理论源于《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宋金元时期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明清时期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明代吴又可著《瘟疫论》。创立了“戾气”学说，提出传染病的病因是一种被称为“戾气”的致病物质，由口鼻而入。清代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辩证”，并创造性的发展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等方法，故被尊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吴瑭（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创立了三焦辩证法，三焦辩证与卫气营血辩证一纵一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温热病辩证论治体系。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由于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不同，在长期争论中，中西医双方在学术上逐渐沟通，就有了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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