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学派创始人李东垣,他的组方用药特点,

每一个有学术建树的医生都有他独特的用药特点，比如后世公认的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由于他创立的桂枝汤几乎成了《伤寒论》里无敌铁方，有很多配方都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由于张仲景的大部分方剂的特点都是药味少、剂量大，所以被后世称之为经方。然而斗转星移，到了隋唐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方剂，剂量不大、药味或多或少，由于这些配方与经方的思路不太一样，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时方，而时方也是现代中医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方剂。由于人们的好奇心理，所以就常常拿时方和经方比较，都认为时方是用药繁杂，而经方是用药简练。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要说到时方派最出色的代表，莫过于金元四大家，在金元四大家中，人们都认为脾胃学派创始人李东垣用药比较繁杂。比如明代医学家王纶在《明医杂著》中这样评价道：“东垣用药，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一句把很多人带偏了，于是很多人都认为李东垣的配方都是由很多味药组成的。事实上真是这样吗？并不是！都认为张仲景的方剂药味都少，那么鳖甲煎丸如何解释？都说李东垣的方剂药味很多，那么当归补血汤怎么解释？所以，这是带着有色眼镜去故意抬高经方而贬低时方的做法。张仲景的方剂，最低1味药，最高23味药；李东垣的方剂，最低2味药，最高24味药；但从整个配方的剂量来看，李东垣的剂量比张仲景的剂量小很多。所以，后世医家一句“东垣用药如韩信点兵”完全是曲解中医遣方用药的一种说法，让后世医家误会了李东垣很多年！在古代，只要是有一定学术思想的医生，在创方用药方面，都是你需要一味药就用一味药，而不会给你无端多开一味药。如果需要二十多味药，你少一味它就没那效果。其实，中医组方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都只要背诵一个《药性四百味》就行了。比如你咳嗽，把止咳的药给你全部用上，这样效果好吗？不一定。比如知名的止咳良方，百合固金汤，用于止咳的药其实只是寥寥几味药。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医方剂里，真正重视方剂君臣佐使的，还是张元素和李东垣，由于李东垣师从张元素，在方剂配伍上，尤其重视药物的升降浮沉，尤其讲究配伍的君臣佐使，而且，还因时、因地、因人、因脏腑经络所伤之不同而进行随证加减，方剂化裁尤其灵活。只不过是李东垣的大部分方剂都在4味药以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多多益善”吗？回首现代很多医生开药，在10味药以内的几乎看不见，大多都在10味以上。李东垣用药，可不是毫无原则的杂乱凑数，而是标本主次极其分明，配伍极其缜密，法度极其森严，可谓是“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例井然，自成体系”。读过《伤寒论》的人都知道，经方用药讲究的是大剂量，比如某方，动不动就是桂枝三两，要知道汉代的一两约等于现代的15克啊。再来看看李东垣的配方，他的用量极其轻，比如被列为中医十大名方的补中益气汤全方的药物剂量的总和也不过二钱八分，折合现代克数，还不到10克。张仲景的方剂，一味药都比李东垣一幅药要多出好几倍的量，好意思说李东垣用方是韩信点兵吗？李东垣的这种用方特点，堪称“四两拨千斤”，这才真正的高手！当然，李东垣的用药特色比较广泛，比如他对苦寒泻火药和解表散火药的使用，就很有特色，比如他常常在补气升阳的药物中加入泻火的药，而且很多泻火药都是用酒炮制的，为什么要用酒炮制呢？酒不是有上行的作用吗？李东垣认为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升降，酒有上行的作用，炮制下泻的药，可以减缓下泻的速度，还可以“引苦甘寒药至顶，而复入于肝肾之下”，这是用药的升降浮沉之道，这种用药思路实在是高明之至！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