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批判系列之二十三中医的神医骗子

二十三、中医的神医骗子

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捍卫者说：是骗子败坏了中医的名声。可他们却找不出一个按现代医学标准不是骗子的中医来。

张功耀说：“中医根本就不是什么医，而是以医的名义做出来的骗局（骗术）。”《黄帝内经》中有念咒治病，有偷富人的灯放在床下能治不孕症，都属巫术之列。张功耀认为《黄帝内经》是在《史记》出版之后，由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反复伪造的冒牌货。中医著作《灵枢、素问》《神农本草经》伪托黄帝、炎帝之名，把后人的一些思想强加于祖宗。因为它一诞生就底气不足，难于被人接受，因此就以炎帝、黄帝、岐伯、雷公之类的祖宗的名号，利用民众对祖宗的“孝心”，酿造迷信，诱人相信。在中医学领域，这种把自己的作品假以祖宗之名的歪风邪气，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人编了一部《药性赋》：“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海藻散瘿破气而治疝何难……”这明明是晚清时的作品，却也要假托黄帝的臣子“雷公”之名，叫做《雷公药性赋》。可见，假托古人之名，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是中医一贯的不良习气和骗子作风。

中国古代神医的传说很荒谬。“扁鹊”本意是指一种善报喜的翩翩而飞的吉祥鸟。古人用这吉祥的名字比喻神医，寄寓了身陷病痛瘟疫绝望无助之际对医生的深切期望，“扁鹊”是上古神医的通称。年代山东西城山出土的四幅东汉画像石上，扁鹊为一半人半鸟之状。大约同期出土的汉墓彩绘帛画《老妇问医图》所绘神医扁鹊，竟是一人身鹊首之状。这类绘画中的扁鹊，为图腾人物而已，应以神话视之。扁鹊是“望而知之”的神仙，治疗过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等人的病。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可见，扁鹊是活了多年的神仙！《汉书?艺文志》有《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这说明春秋战国至东汉以前，人们已把扁鹊与黄帝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倍受后人尊崇的扁鹊，实质上只是一个图腾、一个神话而已。司马迁的《史记》却为其立传：“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史记》里，扁鹊只是小客店老板，长桑君常年寄寓在扁鹊的店里，装神弄鬼，扁鹊容他在客店吃白食十余年。后世中医史家把这句话解释成扁鹊跟着长桑君学医“十余年”。长桑君给扁鹊吃了一种兑“上池水”的“禁方”神药，三十天后产生了“透视眼”的特异功能，能看穿墙壁，透视胸腹。他之所以切脉，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后世中医史家把“特以诊脉为名耳”解释成“尤其以诊脉为著名”，并据此给扁鹊戴上“脉学之祖”的帽子，无耻得连脸也不要了。扁鹊为虢太子看病时说：“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是望闻问切的原型，这本来说的是扁鹊不屑于望闻问切，现代中医们胡说扁鹊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太无耻了。

南朝范晔先生费时13年著成《后汉书》，共计收录了六位名医（郭玉、程高、华佗、徐登、赵炳、费长房），没有张仲景的名字。晋代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只字不提张仲景。范晔祖籍南阳，曾在荆州做过四年秘书丞。当时的荆州下辖七郡，其中就有南阳郡。这就是说，范晔不仅是传说中的张仲景的老乡，而且做过南阳百姓的父母官。老乡当中出了个“医圣”，范晔居然不知道，天底下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咄咄怪事？到目前为止，张仲景的名字不见于南阳望郡张氏族谱。祖上若真有张仲景这样的名人，张姓后人绝对是要大肆渲染的。而且长沙太守名单中没有张仲景。把张仲景奉为医圣，源自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里面记载了张仲景给给“建安七子之冠冕”王粲（王仲宣）诊病的故事。皇甫谧虽被封为“针灸鼻祖”，但并没做过一天医生，他只是书虫，他的记载可能是传言。原文是：“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棒棒医生分析说：这个“病例”完全是杜撰，绝不可能是临床实例。因为古今中外都不可能有这高的医术，可以提前二十年判断病人会掉眉毛，也根本没这样的疾病，掉眉毛半年后而死亡。很多当代出版书籍胡说：王粲得了麻风病。史料记载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麻风病从外表看就是皮肤溃烂，一些指端都要脱落，严重的内脏也损坏。麻风病的“标”是“口眼歪斜”，中医认为“中风”、“中寒”、“中经”、“中络”是“本”，而西医则认为“麻风杆菌”是“本”！“本”不同，治疗也不同。中医是“祛风散寒”，“通经活络”；而西医则要消灭“麻风杆菌”。只有“麻风杆菌”消灭了，“面神经炎”才能好转，“口眼歪斜”才会治愈。所以“麻风杆菌”不消灭，再怎么针灸，再怎么服中药也没用。《本草纲目拾遗》《卷十.虫部》压卷之作有死人蛆虫，可以治麻风。《医学指南》有治大麻疯秘方：“用人蛆一升，细布袋盛之，放在急水内流之，干净取起，以麻黄煎汤，将蛆连布袋浸之……”一派胡言。皇甫谧还说，伊尹依据《神农本草经》创始了汤液治病。事实上，在伊尹的时代，还没有《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宋史?艺文志》记载《金匮要略方》三卷和《金匮玉函》八卷，皆称为王叔和集。可见，宋人已经发现了王叔和伪托张仲景之名所做的捏造。

《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把东汉末年爆发的大瘟疫称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染病病因学说。但这并非他的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人想当然的推测，发“热”就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伤寒论》对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在是错的，其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这种法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使得后世中医沦落为算命术。《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没有作用。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然触目惊心。从年至年不到年中，共发生大疫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万以上。从中国历史的记载中，没有任何名医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

华佗是印度传播来的形象。王立群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神医华佗”，称其“料病如神，预知生死；治疗神奇，手到病除；外科神奇，开刀剖腹；医学流派，器重神奇”，所以世界华人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他依据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谓“正史”的记载，认为“这些传说都应当符合史实，并非是虚构和神化”。但是，王教授的前辈、真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在年写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考证出华佗故事就是个神话故事，故事原型来自印度佛教传说。陈寅恪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华佗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源自印度药神阿伽佗（“华”、“伽”的古音相同）。二、华佗的神奇医术与后汉安世高翻译的《来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的神奇医术雷同，明显是抄来的，“为外来神话，附益于本国之史实也”。其实，即使没有国学大学的考证，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华佗的事迹也完全不可信，在今天已很少还有人把它们当史实介绍。只有华佗用“麻沸散”为病人做开腹手术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写入中国科学史、医学史。这项据称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创举，《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载大同小异，《后汉书》的说法是（据王教授的翻译）：华佗对需要开刀的病人，先让他用酒服用“麻沸散”，喝过“麻沸散”的病人像喝醉了酒一样失去了知觉，再为病人剖开腹部，取出结积物。如果病在肠胃，华佗能开刀取出肠子，剪掉有病的肠子，选涤干净后，再缝合好，敷上药膏，四、五天就会愈合，一个月就能长好，因为不疼，病人也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内，病人就恢复了健康。陈寅恪指出，这个破腹断肠的记载也为抄袭印度神话之作。即使是中国原创，其真实性令人起疑。那个神奇的“麻沸散”只有一个名称，没有具体成分。后人推测说其主要成分可能是曼陀罗花。“曼陀罗”是梵语，印度古籍有用曼陀罗花当麻醉剂的记载，华佗故事在这里再次与印度发生了关系。中国古籍则迟至宋代才有用曼陀罗花做麻醉剂的记载。后来中医也用它当止痛剂做一些小手术，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割疮灸火，先宜服此，则不觉苦也。”曼陀罗花起麻醉作用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碱，但是麻醉深度不够，镇痛不强，肌松作用不完全，并不适合于做开腹手术。年代初，根据“麻沸散”的成分主要是曼陀罗花（又称洋金花）的推测，为发扬“中药麻醉”，医院尝试静脉注射洋金花总碱或东莨菪碱进行全身麻醉，同时还要结合氯丙嗪、哌替啶等现代麻醉药才能做手术，最终也由于效果不佳放弃了。如果是单独口服曼陀罗花，当然效果更差。很显然，口服曼陀罗花只能够用于“割疮灸火”之类的小手术，是不可能用于开腹手术的。事实上，全身麻醉手术都必须用吸入或静脉注射麻醉药，不能口服。“麻沸散”当然也可能不是曼陀罗花。也许华佗发现了今天众多科研人员用科学方法也没能发现的一种神奇的口服麻醉药。这就能保证其开腹手术能够成功吗？不能。成功的麻醉只是成功完成开腹手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做手术的医生需要有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对腹部结构、脏器解剖有精细的了解，对疾病有准确的诊断，还要知道如何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如何在手术中止血。这都是华佗的时代所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即使华佗真能成功地实施麻醉，也不等于他就能成功地动手术。在缺乏系统的解剖学知识的指导，连消毒、止血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实施破腹切肠手术，病人必死。

孙思邈是隋唐时期的人，新旧唐书中没记载他有行医的事迹，也没记载写他过什么医药著作。所谓药王、《千金要方》可能是后人冒名的。孙思邈认为一个男人要是能和12个女性发生性行为不射，就可以容颜不老，要是能和92个女性发生性行为，就能活1万岁。孙思邈在《房内补益》断言：“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这不是胡扯是什么？碰到妇女难产，孙思邈建议妇女先喝一碗“禁水”，然后“医生”一边秉烛烧香敬四门，一边念这样的咒语：“天有阴阳，地有五行。星辰列布，日月精明。四时变化，不失其常。骨肉已成，四体已强，毛发已就，今是生时，生迟何望？河伯在门，司命在庭，日月已满，何不早生？若男若女，司命须臾，促出无迟，并持包衣。急急如律令！”一个妇女难产，与“星辰列布”有什么相干？难道一个巫师下一个“急急如律令”，就可以使妇女把难产的孩子生下来？除非白痴才相信这样的鬼话！孙思邈把雄黄（红砷）炼成了白砷。他说，服砒石丹“飞升成仙”是假的，用它治疗“暴疾”则可活命。如果把这种砒石丹与猪大肠合蒸，再制成丹丸，服了后，数九严寒都可不用穿棉袄，即所谓收“冬衣单不寒”之功。孙思邈的这个胡说八道更加害人。可是，如今一些不尊重科学的科学史家，硬是把一个活脱脱的混蛋巫师孙思邈装扮成了“伟大的医学家、炼丹家”。

孙思邈发现麦麸糠皮可以治疗脚气病则完全是现代中医根据艾克曼发现米糠治疗脚气病而杜撰的故事。《千金翼方》记载：“治脚气常作：榖白皮粥，防之法即不发方。榖白皮五升（切勿取斑者，有毒），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煮米粥常食之。”这里的“榖”指楮树，“榖白皮”就是楮树皮。现代中医把“榖”篡改为“穀（繁写的‘谷’）”，甚至有的就赤裸裸把“榖白皮”直接改为“米皮糠”，无耻之极。至于动物肝治夜盲症，在古希腊、古埃及和阿拉伯传统医学中均有记载；而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治疗夜盲症的惊艳妙术根本不是猪肝，而是“治雀目术。令雀盲人至黄昏时看雀宿处，打令惊起，雀惊起乃咒曰：紫公紫公，我还汝盲，汝还我明，如此日日暝三过作之，眼即明，曾试有验”。

李时珍这位复制粘贴狂的《本草纲目》就是一本笑话书。裤裆、衣带、头巾、裹脚布、草鞋、死人枕席、尿桶、上吊绳、母猪屎、头发、头垢、耳屎、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都被他郑重其事地当成药物收了进去。他收录了一个巫师偏方——“咒枣治疟：执枣一枚，咒曰：吾有枣一枚，一心归大道。优他或优降，或劈火烧之。念七遍，吹枣上，与病患食之，即愈。”其药能驱鬼避邪：“茱萸辛辣蜇口惨腹，其形有杀毅党然之状，悬其子于屋，辟鬼魅。”《本草纲目》云：鸡子即鸡卵也，黄雌者为上，乌雌者次之。不宜多食，令人腹中有声，动风气……时珍曰：小儿患痘疹，忌食鸡子，及闻煎食之气，令生翳膜。除热火灼烂疮、痫痉，可作虎魄神物（古人认为琥珀是由老虎死后的精魂入地化成）……《太平御览》云：正旦吞乌鸡子一枚，可以练形。《岣嵝神书》云：八月晦日夜半，面北吞乌鸡子一枚，有事可隐形。时珍曰：卵白象天，其气清，其性微寒；卵黄象地，其气浑，其性温；卵则兼黄白而用之，其性平。精不足者补之以气，故卵白能清气，治伏热、目赤、咽痛诸疾；形不足者补之以味，故卵黄能补血，治下痢、胎产诸疾；卵则兼理气血，故治上列诸疾也（中医所谓药理多是诸如此类逻辑错乱的瞎联想）。白虎风病〔藏器曰〕取鸡子揩病处，咒愿，送粪堆头上，不过三次瘥。白虎是粪神，爱吃鸡子也。年深哮喘，鸡子略敲损，浸尿缸中三四日，煮食，能去风痰（如此简单的哮喘妙方，哪个病人愿意一试）。预解痘毒保和方：用鸡卵一枚，活地龙一条入卵内，饭上蒸熟，去地龙，与儿食，每岁立春日食一枚，终身不出痘也（有此妙法，打什么鸟疫苗）！李氏用鸡卵一枚，童便浸七日，水煮食之，永不出痘。李捷用头生鸡子三五枚，浸厕坑内五七日，取出煮熟与食，数日再食一枚，永不出痘。痈疽发背初作及经十日以上，肿赤焮热，日夜疼痛，百药不效者。用毈鸡子一枚，新狗屎如鸡子大，搅匀，微火熬令稀稠得所，捻作饼子，于肿头上贴之，以帛包抹，时时看视，觉饼热即易，勿令转动及歇气，经一宿定。如日多者，三日贴之，一日一易，至瘥乃止。此方秽恶，不可施之贵人（穷人不是人？可见李时珍把穷人不当人）。一切诸方皆不能及，但可备择而已。

中国人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立春被认为是万物复苏的开始，据此，中医认为，把立春那一天下的雨水收集起来，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唐朝的陈藏器首先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这方剂。《本草纲目》在“水部第五卷”引述了它：“立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现代人会对这个“神效”嗤之以鼻，但李时珍固执地相信它是真的，并为这个方剂做了阐发：“立春节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发之气，故可以煮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之药。古方妇人无子，是日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亦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

此类的“神奇”药物比比皆是。如：用烧尸场上土做治汗脚之药。还有：鱼骨鲠喉，把渔网煮成汁或烧成灰喝了，就能让鱼骨掉下。既然渔网能够捕鱼，其汁、灰捕鱼骨也不在话下吧。李时珍说，“解一切毒，母猪屎，水和服之。”有人上吊死了，把上吊的绳子拿来烧成灰，水服能够治狂癫，并感叹道：“观此则古书所载冷僻之物，无不可用者，在遇圆机之士耳。”“圆机之士”即吹牛大王。有了《本草纲目》，算命先生不必担心会失业。

从《本草纲目》内容看李时珍：一是做学问不认真，纯粹是个抄书匠，80%为照搬照抄。二是缺乏严肃的态度，不管是神话、小说志异只要古代有记载的统统收录，连一些子虚乌有的动物也收录其中，如果然、彭候、罔两（魍魉）、凤凰等。三是毫无创新，使中医更加神秘化。《本草纲目》的医学价值，在当代是零，如果硬要拿来治病，价值反而是负的。

至于其它医圣、名医，更是笑话一筐筐。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医专家邓铁涛的儿子经常便血，他辨证为肠胃湿热，吃他开的中药半年。未愈，后行肠镜检查，结肠癌伴转移，错过最佳手术时机而亡。其妻素有高血压、高血脂，一日突诉剑突下疼痛。他诊断为胃脘痛，吃中药，直到第二天查心电图。下壁心梗扩散，心衰而亡。

曲黎敏说：男人没有月经，不能疏泄，所以男人比女人脾气暴得多.这似乎为古代男人三妻四妾找到了合理解释，为现代嫖娼合理化找到了直接证据，因为男人也要疏泄嘛。

一年轻人因为酒醉被中医用纳洛酮治死了。酒进入肝脏后，肝脏里的乙醇脱氢酶将酒精即乙醇脱氢之后转化成有毒的乙醛，随血液运至全身各处，乙醛再被乙醛脱氢酶氧化为无毒性的乙酸，最后以乙酰辅酶A的形式进入三羧酸循环，代谢结束。所谓“醉酒”（医学上叫急性酒精中毒），实际上是乙醛抑制了人的中枢神经，而使人产生行走不稳、意识迷糊、谵妄（说胡话）甚至完全昏迷等种种中毒症状。所谓“解酒”，必须将乙醛脱氢转化成乙酸（醋）。但要完成这个转化，需要足够的乙醛脱氢酶。纳洛酮没脱氢作用。不可能“解酒”。能够脱氢的乙醛脱氢酶，只能在肝脏自动合成，目前还找不到一种药，吃下去可以迅速减少体内乙醛的含量。可以说，所有“解酒药”的自我标榜，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绝对是欺诈。

中医认为：葛根、葛花解酒，实乃无稽之谈。医学上在救治急性酒精中毒时，对于症状较轻的病人，一般只是让他们休息；对于症状较重，则只能通过洗胃、血液透析等物理方法除去体内过多的乙醇，至多是在病人出现昏迷、脱水等症状时，加用其他一些药物以减轻这些症状。因此，醉酒后吃什么东西都是不能马上解酒的，浓茶、咖啡没有效果，葛根、葛花一样没有效果。这样，葛的一个重要药用价值就不能成立了。但是葛根向来还被认为是可以“解肌退热，生津，透疹，升阳止泻”，也是不成立的。葛根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纤维，此外就是少量的类黄酮，如大豆苷元、大豆苷、葛根素等。类黄酮有一定的生理活性，它在摄入体内后可以刺激人体的雌激素受体，从而产生某些类似雌激素的生理反应（但作用较雌激素弱得多），因而被称为“植物雌激素”，可是从来没有人发现刺激雌激素受体能“解肌退热”“升阳止泻”，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所以，现在主张葛根中的有效成分是类黄酮的中医支持者，都改而鼓吹葛根可以预防乳腺癌或是丰胸；这些都没有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