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传之秘不尽在药量,而在于辩证精准

中医不传之秘，不尽在药量，而在中医大家辩证精准，用药如用兵，老辣不拘一格，方显药量精奇，所谓“胆欲大而心欲细”，药量峻猛称奇非为“秘传”，琴心剑胆绝技是英雄，方药合证仁术为真知。

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辨证施治

我们知道，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之一在于辨证施治，要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的表现，人体疾病发作的不同时间，人体的不同体质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疗效。在治疗时，除了用药合适以外，还需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药量。药量的多少也对治疗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药的量和种类的应用都得在疾病这个基本前提下才能进行应用。

用药如用兵，药量但为辩证施

如在伤寒论中，有些药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方剂的名称，这就是说如果方中的某一种药的量增多或者减少的话，这个方剂的治疗作用就会有所不同了。

如在《伤寒论》中，以治疗表虚症为主的“桂枝汤”，如果将其中的芍药量加倍，再加一味饴糖之后，就变成补虚止痛的“小建中汤”了。其主治也由“桂枝汤”的“头痛，发汗，汗出，恶风”变成了“小建中汤”的“虚劳里急，悸，衄，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

药量的变化决定药方的主治

可见量的变化，可以决定药方的主治情况。在这里的药量的变化应用，是根据疾病的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证候才能用什么样的药量，药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需要随疾病的不同表现变化。

用量加大，一个大虚的人就得用足够量的药来补虚，一个大热的人也得用寒凉的药恰当才能祛除实热，一个虚实寒热错杂的人还得根据其药物性能的基本原则来应用。

药量亦凭医生胆略，应用还需顺势而为

药量的应用也取决于每一个医生的胆略。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机械模式来治病，也不能单靠书本上说的药的量来衡量一个病人该用的量，因为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凭病人的体质及疾病情况，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该用多时用得少，那么将会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延误病情;该用轻量时反而滥用药物以示自己“医术奇特”，这样甚至会适得其反。

因为药物是有副作用，而使病人的身体承受到不应有负作用或者毒性。因此古代医家说用药如用兵，要根据疾病的情势来应用，很多药物，不能机械地依据某一种固定量，这也是中医学辨证施治的一个具体体现。

药量多少决于方义，配伍精巧为圣度

用药量多少的关键，在于如何掌握用药的组方含义。如果对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不掌握，那根本谈不上懂得方义。如完带汤是名医傅青主治疗妇女白带过多的一则经典方。在该方中，用量就特别讲究，白术、山药各用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术各三钱，甘草一钱，陈皮、荆芥、柴胡则份量更轻，仅仅用到半钱左右。

这种药量的上差别是极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方义主要是想通过健脾利湿等以收到止带之功效。而其方义中，以补为主，但是重补中有轻散，寄消于升。有动有静，相反相成。此处的用量悬殊，正是达到这种作用的关键因素。

陆仲安先生，重量“黄芪”愈胡适

民国年间的名医陆仲安先生则因为擅用黄芪著称，并且用量很大，每至8～10两，有“陆黄芪”之称，曾为孙中山及汪精卫治过病。年11月，胡适患肾炎，医院久治不愈，判为“无法挽救，速备后事。”胡适在当时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并且主张反对中医。病重无奈，胡适才请来陆仲安诊治。陆诊断完毕以后说：“此事易耳，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处方中：黄芪用至g，党参用至g，普通药壶装不下，只好用砂锅来煎，由于剂量之大，“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胡适语)。但胡适的病竟由此治愈，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认无疑。

郭彭年先生，大剂“柴胡”愈鼻衄

晚清福建寿宁名医郭彭年，在一次用药中使用大量柴胡出人意料。光绪年间悬壶台江，有一举子温冠春，因日夜苦读而成鼻衄，有时出血能流一碗的量，时间很长才能停止，多方求医治疗能显效。请郭先生诊病后，先生给开一处方：柴胡g，水煎当茶频饮。有的医生看了该方后吃惊地说：“柴胡性升发而动肝阴，怎能一下用半斤呢?”病人想反正别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权服一剂再说。但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服了这个药方后鼻衄立刻止住了。

所以认证准确，胸有定见，才能放胆投用峻药，这就是在用药过程中所说的“艺高才能胆大”。中医用药的所谓“不传之秘”，并不是药物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于如何根据疾病的特点及药物的特性合理地辨证施治，药量无论大小，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中医讲求一人一方，如有任何不适症状，请在医生指导下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