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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不但是个治学的天才，在政治上也极为敏感。

在“党锢之祸”前后，他不仅与党人多有交往，也积极地对朝政事务发表个人见解，多次上书言事，针砭时政、抨击奸佞，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言论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党人色彩。

刘宏光和元年(公元年)，由于灾异频现、祸难不断，刘宏召杨赐、蔡邕等人至金商门答诏问灾异，蔡邕将自己所想所见，一一切言直对。

在答对中，他还明确斥责了几位他视为“国蠹”的奸佞之徒和尸位贪浊的大臣。

生性耿直的蔡邕不知道，他这次摸到老虎屁股了。

史称，“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他遭到了宧官们的疯狂攻击。

这些宦官诬陷他阿附党人、诽谤公卿，不由分说，将之下狱。

狱中的蔡邕欲哭无泪，悲愤莫名，几遭弃市，九死一生。

幸而有大臣卢植、宦官吕强等人鼎力相助，积极上书营救，才得以保全性命。

死罪虽饶，活罪却不恕，蔡邕全家髡钳流徙朔方。

在流徙的途中，酷吏阳球还派刺客尾随追杀。

不过，该刺客却为被蔡邕的高义感动，最终放弃了行动。

阳球又贿赂地方官吏企图加害于他，但被贿赂者也同样敬佩他，反将阳球的阴谋相告，让他移居五原安阳县。

蔡邕在“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没土灰，呼吸无期”之际，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牵挂着自己续修汉史的事业不能完成，给刘宏上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戍边上章》，并将已经大体完稿的汉史十志附在后面，恳求“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诏明国体”。

这封奏章起了作用，刘宏略生恻隐惜才之心，次年大赦党人，被流放了九个月的蔡邕终于得以赦免。

然而，就在他启程返回本郡的前夕，中常侍王甫的弟弟五原太守王智附庸风雅，专门设宴为他饯别，偏偏，生性孤傲的蔡邕书生意气大发，断然拒绝了王智的示好，用自己的冷屁股来迎人家王智火辣辣的热脸。

真是找死！

王智被激怒了，“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

为了躲避宦官的迫害，蔡邕不敢回归陈留本郡，只能亡命江海，逃亡到东南吴会一带，一住就是十二年。

在这长长的十二年时间里，吴地留下了关于他的许多美好传说。

说，吴地有人燃烧桐木做饭，蔡邕听见火烧桐木的噼里啪啦之声，料定那是制琴的上好良木，赶紧从火中救下，用它制琴，果然琴音清奇美妙。因为其末端已被烧焦之故，人称“焦尾琴”。

又说，邻居有人请客，蔡邕欣然赴宴，有客人在屏风后弹琴，蔡邕走到门口，一听琴声，骇然变色，对手下人说：“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扭头就走。

主人知道了，赶紧追出来，问他来而复去的原因，蔡邕据实相告。

众人莫不怃然。

弹琴的人说：“我弹琴的时候，看见螳螂前面有一只鸣叫的蝉，蝉将要离去而还没有飞起，螳螂为了它一进一退，举棋不定，我心里感到担心，就怕螳螂捉不到它。这难道就是显露在琴声中的杀心吗？”蔡邕莞然而笑：“此足以当之矣。”

又说，他曾入青溪访问世外高人，得《琴操》及琴谱而传于后世；

又说他入嵩山而得古人隶书，使自己的书法进一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其中颇值一提的是，他在会稽时，得遇《论衡》、《诗细历神渊》等书，而《论衡》也随着蔡邕的青睐而传播开来，成为当时和稍后士人们心目中的“奇书”。

在江南，蔡邕终日与郭林宗、申屠蟠、姜肱等隐逸士人一起厮混，还收了如“刘协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之类著名学者为徒，秉烛夜读，对坐讲经，闲来则持一壶浊酒，偃仰啸歌，畅谈春风秋月，好不快活自在。

然而，刘宏中平二年()的一天，蔡邕蔡老夫子无事家中坐，大祸从天降。

且说，这一年四月，刘宏驾崩，谥号为灵，史称汉灵帝。继位的是他的长子刘辩，何太后把政。

外戚和宦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

校尉袁绍向何太后的哥哥何进建议，召凉州前将军董卓进京，绞杀宦官。

这下不得了，董卓入京，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

先是何进被宦官头头张让所杀，接着是京城所有宦官被杀，（有些没有胡子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董卓还废掉了刘辩，改立汉灵帝的次子刘协为皇帝。

从此，董卓自任丞相，作威作福，横行朝廷，成了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鉴于洛阳城无险可守。董卓下令将洛阳的皇宫、祖庙、官府、民宅全部烧毁，又让人挖开东汉历代皇帝和贵族的陵墓，盗取珍宝，劫持刘协迁都长安。

至此，曾经兼具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赫赫大东汉已经名存实亡。

董卓以自己的残暴和贪忍一举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一面施号发令，一面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恩威并用，擢用党人、公卿弟子任职，为自己造势。

他知道蔡邕隐居在江南，便软硬兼施，要蔡邕出仕，以成就自己好士之名。

蔡邕只有故伎重施，祭出自己当年对付灵帝的那一招，称病不出。

但董卓毕竟不是汉灵帝，他比汉灵帝凶狠多了。

面对蔡邕的拒绝，他老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

蔡邕没辙了，只好乖乖就范，到朝廷报到，署祭酒。

这一年，蔡邕已经五十六岁，步入了暮年。

不过，董卓这个恶人，却也真心敬重蔡邕的才学，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厚相遇待，每集�仯�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

如果这次蔡邕能一直混到自然死亡，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可惜不能。

像董卓这类作恶多端的人，必定会招来天下人的怨恨。

所谓多行不义者必自毙，跟着董卓混，一定没有好下场的。

这个道理，蔡邕懂，却无从逃避，只能惶惶然等待着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

刘协初平三年，董卓的报应到了。

王允与吕布等人巧设连环计，除掉了董卓。

蔡邕也等到了自己最后的审判。

因为对董卓的死“有动于色”，王允“勃然叱之”，斥责道：“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

宣布将蔡邕收付廷尉治罪。

蔡邕递上辞表道歉，表示愿意接受刻额染墨，截断双脚的刑罚，学习太史公司马迁，“继成汉史”，完成修史大业。

现在才知道要著作汉史，早干嘛去了？！

饶是如此，依然很多士大夫也奔走营救，请求王允免其一死。

太尉马日磾飞车赶来求情，说：“蔡邕乃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典籍。况且其忠孝素著，获罪也没有缘由，杀了他岂不是会丧失威望吗？”

王允正在气头上，气呼呼地说：“昔日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致辞使他作出谤书，流毒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不能增益圣上的仁德，又令我们蒙受毁谤议论。”

马日磾大为叹息，出来后议论说：“王允这样做，是不会长久于世的。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写作，是国家的典籍。废弃了纲纪与典籍，岂能长久！”

不久，蔡邕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

搢绅诸儒莫不流涕。

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冀州钜鹿(治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原本是个赤脚医生，对上流社会流行的谶纬之学有些研究，有些心得。他以谶讳之说融入民间巫术中去，再结合上自己的医术，给百姓治病，深受人民群众的迷信和欢迎。

刘宏熹平年间，随着汉王朝内部宦官集团和外戚士人清议集团间斗争的加剧，天下凋敝，朝政腐败，又兼瘟疫流行，民不聊生。

刘宏中平元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发动群众起义，一时八方响应，全国闻风而起者有几十万之众，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州，京师为之震动。

朝廷先后派皇甫嵩、朱隽、秦颉、卢植、董卓等人，再联合上胆大的地方政府，对起义军进行疯狂的镇压。

十个多月，这场规模宏大的动乱被扑灭。

但东汉王朝也已元气大伤，根基动摇。

而在这场征剿活动中崛起的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其中著名的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由此导致了军阀割据、混战、进而演变为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角这个赤脚医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而同时期，有一位大名医，对中国的医学发展也起到了同样不可代替的作用。

这位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属于南阳郡大族。

张仲景年轻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在那个动乱频繁，疫病流行的年代里，每日都有人患病死去，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刘协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刘协建安七子之一曹植在《说疫气》中不无沉痛地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面对病魔的凶猛，亲人的离去，张仲景有了学习医术，救济天下苍生的决心。

他跟同郡人张伯祖学医，刻苦钻研《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在张伯祖的指导下，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医术精进。

同乡长者何颙曾不无感慨地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说他心思缜密，没有官场的习气，如果能远离官场而专心学医，一定能成为名医。

张仲景由此更加刻苦钻研医术。

据说，他为了提高自己的临床诊断能力，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就停止办理公事，在大堂上置案诊病，称为“坐堂”。

很快，他的医术就超过了他的老师。

张仲景在诊病和学习过程中，不论遇上什么疑点，都“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

他继承了王充“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的无神论观点，提出了“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的无神论思想。他反对用鬼神迷信来解释疾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深入研究，广积资料。

这期间，发生了一段张仲景为王粲看病的逸事。

王粲是蔡邕的学生，著名的“刘协建安七子”之一，诗人，大才子。

张仲景初次见他，他不过二十出头，风华正茂。

可是张仲景诊其有病，对他说：“你有病，如果不治，四十岁即脱眉毛，眉毛一旦落尽，不出半年就会离世，但服用五石汤可以免除。”

这时的张仲景名气还不是很大，王粲不信，但出于礼貌，还是拿了汤药回家，却拒绝服用。

过了三日，张仲景问王粲：“给你的汤药，服用了吗？”

王粲谎称已服。

张仲景大为叹惜，说：“我看你的气色，根本不是服过汤药的样子，你呀你，为什么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王粲大不以为然。

其结果是：“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后人也因此认为张仲景的医术比古代的扁鹊、仓公要高明多了。

《神仙通鉴》还有张仲景替汉桓帝治病的记载，说他替汉桓帝治好了伤寒病，见朝政日非，便叹了一句：“君疾可愈，国病难医。”说完，挂冠遁去。

替王粲治病也好，替桓帝治病也罢，说到底，这只是个传说，而张仲景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了十六卷《伤寒杂病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也正是因为十六卷《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被人誉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最早一部结合了理论与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堪称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伤寒，在中医上是一切因外感而带高烧症状病的通称，其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

书诞生之时，纸张尚未大量投入使用，印刷术也还没有发明，其传播只能靠人工手抄，很难流传。

经过三国几十年动乱，书本几乎失传。

幸而，晋朝有一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他偶然见到了这本书的部分断简残章，对上面介绍的病方大为惊叹，便利用自己太医令的身份全力挖掘其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抄本。

老天有眼，在他的搜集和抢救之外，终于找全了书中所载的伤寒部分！

王叔和赶紧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十卷、著论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论述了伤寒等外感热性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及用药。总计五万余字。好险，好险！

这段经历，让一千多年后的清代名医徐大椿也不由得捏了把汗，称道：“苟无叔和，焉有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