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总被ldquo怼rdquo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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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沸沸扬扬的“阿胶等于水煮驴皮”风波虽然已渐入平静，但是很多人对中医药的有效性的质疑并未停歇。昨天被质疑的是三七、冬虫夏草，今天被质疑的是阿胶，明天还要翻出哪味中药来“亮亮相”呢？

从中西文化思维差异的视角冷静反思，中西文化的认知方法、认知模式的差异，是引发阿胶“成分论”与“功效论”争议的根源。这场风波的背后，反映出公众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亟待提高。

一、认识中药不是简单分析“有效成分”。

阿胶不等同于驴皮胶，也和黄牛皮胶、水牛皮胶和猪皮胶不同，这些皮也好，胶也罢，化学成分自然是很相似或相同的。但是如果中药都被“有效成分”理解一番，恐怕又要给“方舟子们”大开“言”路了。

中医药的精华之处在于配伍，单味阿胶固然有功效，在辨证基础上用来养生保健也不错，但如果您用单味阿胶用来治疗“贫血”，那么，您不仅有点不懂中医，还有些“暴殄天物”了。

西医中的贫血是指缺少血红蛋白，其治疗是以补充或促进生成‘血红蛋白’为基础的。中医概念中‘血’是‘气血’之‘血’，与‘血红蛋白’不同，自然不能用中医的阿胶直接治疗西医的贫血。阿胶若用来治疗中医‘血虚诸证’，还要在辨证基础上配伍使用。如果是阴虚或出血引起的血虚，可用黄连阿胶汤，如果是阳虚引起的血虚、出血等，可配伍附子等温里药，代表方剂如黄土汤。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黄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中医药学自《黄帝内经》开始，就提出了君臣佐使的处方基本原则。中医处方是提高疗效、减轻毒性的重要而特殊的治疗手段，强调整体性。这与现代医学单味药或成分治疗病症的思维是有重大区别的。

西医在还原论思想的指导下，注重对物质成分的解析，在饮食方面注重通过分析摄入的营养成分来评估其养生价值；中医则在“天人相应”思想的指导下，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运用“象思维”来使用中药。

东方认知方法一直是经验和直觉，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和处理包括疾病和生命等的复杂事物和问题，而不是先将它们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来认识。而西方主要是沿着另一条路：所谓“实证＋推理”来发展其认知方法的。因此，在这两种文化背景和认知方法下发展的医学也大不相同。

二、理解中医药，应追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源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香菱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直”“圆”单独拎出来很寻常，但是用在整个句子中来看，就相当“不平常”了。中药与方剂的关系，就好似诗歌单个文字与整句意境表达两者的关系那样。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中医的理解要回归传统，其实，老百姓能够从中华传统文化理解中医并不容易，这与大众受到的西式教育有关，在评论中医中药时，人们总会不知不觉偏向于选用西方的思维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融合型文化，其各元素之间息息相关。正如国画相对于写实，更注重写意那样，中医相对于外科解剖，更注重取类比象。国画别有意境，中医也巧妙地医好了人。

在所有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因素中，中医古籍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然而其对于中医的指导意义却又是非凡的。

中医古籍不是对自然改造、加工而得的工具性、器械性、材料性的科技“产品”，而是在人与自然融合贯通基础上形成的富有个性和灵气、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艺术作品”。所以，翻开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中医书，依然感到亲切、鲜活。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保存较好、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中医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弘扬中医应回归经典，回归中华传统文化，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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