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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在现代化的发源地，在看起来更为强势的西方文化里，反而滋生出一种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浓缩、夸张甚至重塑的一种新形态的“中医”，一个在古代中国从未见过、与今天中国体制内中医反差巨大的“中医”。
”18岁的法国女孩爱莲娜，第一次到中国，还是上高中的时候。
身为汉学家的父亲带她到了西双版纳，这里留下了她的第一个中国印象。高中毕业后，爱莲娜做了一个决定：要到中国学习自己喜爱的中医。事实上，除了父亲和中国还有些渊源，家里人并没有一个和中医有关。可是，做这样的决定，对这个年轻的女孩来说，并未经过太久的犹豫和思索。
这个年龄，本就不需要太多的羁绊和“理性”的。和云南第一次的“相遇”，她意外发现昆明居然有一所中医学院。年，爱莲娜成了云南中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她将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去尽可能地接近她头脑中那个美好的中医世界。
还有另一个爱莲娜，捷克裔的中医生爱莲娜，她到昆明学中医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法国，她拥有自己的一家私人中医诊所，她的中医疗法是从她的埃及老师那里学会的。
行医一段时间后，她最想见识一下真正和地道的中医。医院，她自掏腰包，雇了专门的英语翻译，每天花元人民币，就可以近距离观摩学习中医的临床诊疗和知识。
两个爱莲娜都是到中国不久，很快就成了云南省中医学院中医西学研究所贺霆教授的座上宾。这个5年靠自己肩膀从欧洲背回一个博物馆的传奇教授，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深谙法国文化。医学和人类学的背景，让他独辟蹊径，花了多年时间观察和研究西方中医生的行医就诊及他们形成的独特中医文化。
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来到昆明学习中医的欧洲人的“最爱”。其实，贺霆对“被最爱”十分地无奈，因为作为一个寻找、研究“奇风异俗”的人类学家，他“最爱”的西方中医，恰恰不包括这批抵达中国老实学中医的“爱莲娜”们。
中医和西方世界的碰撞
我在贺霆教授每周举行的文化沙龙上与他偶然相识，很快成了忘年交。
很早就听人说起，云南中医学院有一所特别的博物馆。这所博物馆，收藏的都是西方国家老外“玩中医”的历史和故事，其中，尤以法国人的展品和资料最为丰富。这个博物馆颇让我心向往之。
待我有机会踏进这个博物馆的大门时，贺霆教授自己在《前言》的一段话令我十分好奇：“本馆无意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只希望回归学术本分，以谦卑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还原西方中医本来面目，特别是其中令中国当代居民吃惊、不解、甚至反感的部分”。
中医不就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吗？一群西方人玩中医，难道还有什么会让我们值得惊奇和不解的呢？就像那两个年轻的女孩，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学的不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中医吗？
当我流连于这座精巧却意蕴深长的博物馆，当我看到苏理耶（法国针灸之父）、腊味爱（西方中医之佼佼者）那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中医诊疗方法和器具时，我明白了，贺霆教授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群“非我族类”的西方中医生和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医文化。
事实上，西方人对中医产生兴趣由来已久。按照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高晞的研究，西方药剂师很早就和中国的中医药有过接触。
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委派在马六甲从事香料与药品生意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为领队，率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这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
之所以选择皮列士，是因为他刚完成了《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的编写，这是第一部由欧洲人撰写的描述东方包括中国地区的历史、地理、博物学、人种志学、经济和商业等人文信息的专著。
高晞教授在一篇专门性的研究文章中注意到皮列士药剂师的身份与他出任大使之间的关系。地理大发现的商业目的之一是去东方寻找香料，对草本植物拥有专业辨识技能的药剂师往往会获得航海家和殖民者的青睐，邀请他们陪同前往。
到了17世纪晚期，波兰天主教教士卜弥格的著作《中国脉理医论》成为中医学传入英国最早的史料。年，一个英国外科医生丘吉尔发表了用针灸治疗风湿病和中耳炎的论文。
年法国前外交官苏理耶就已将自己在华所学针灸术传授与当地医生，并向整个西方社会传播，形成独特的“西方针灸”。菲利克斯·曼恩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中国传统针灸，看到针灸的神奇疗效后，专程到中国，回国后开设了英国最早的针灸诊所。
而对美国人来说，年尼克松访华成为中医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一个契机。据说随行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莱斯顿阑尾炎突然发作，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术后，用针灸疗法成功消除术后疼痛，之后他还参观了针刺麻醉。
回国后，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的报道，一时之间让美国人对中医兴致大增。
尽管欧美这些国家很早就和中国产生有关中医药草和诊疗的知识交流，但对于贺霆来说，这并不是中医临床的传播。
他认为，就临床意义层面看，目前在西方的中医可以分为四类群体。学界所熟知的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移民西方的中医业者（中国人）；来华学习中医后带回本国的西方人；还有西方人用科学理念、技术改造的“现代化”针灸；而第四类“西方中医”最为蹊跷。
他们流派众多，理念与精神迥异，但相同之处是追寻中国传统文化，而所采用的中医诊疗法方法却不见于中国内地中医界。经他调查发现，该群体以西医生为主，绝对人数少于内地移民中医生及来华学习的西方中医生的总和，但其声誉及影响力则大于前二者。
“奇特”的西方中医
上个世纪80年代，当了3年内科医生的贺霆受到精神分析法的影响，想到法国一探究竟。可到精神病院学习后，他觉得和自己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就转而学习各种门类的“文凭”。后来一不小心读了人类学的硕士、博士，又碰巧将法国社会里的针灸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贺霆的研究对象从未到过中国，也从未直接和中国医生打过交道。他们从中国古老的典籍和资料中获取中医知识的点滴，如甲骨文、《黄帝内经》、《易经》等。
刚开始接触这部分医生时，贺霆大吃一惊：看起来这群医生是在做中医诊疗，可是他们的疗法却是自己从未见过、出乎自己想象的。惊异之余，贺霆尝试去重新探究和发现这种“奇特”的中医。这一追问，才发现当中实在暗藏玄机。
以法国腊味爱学派为例。腊味爱于年出生于法国东部蒙贝利亚尔镇的一个牙医家庭。八岁那年，腊味爱患了骨髓炎，在之后的四年中，他无法自由活动，只能坐着轮椅。
上不了学，他就在书本和绘画中寻找乐趣，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在看一本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汉字历史的书，这立刻激发了他的极大兴趣，从此开始自学汉字。
令人惊奇的是，少年腊味爱学汉字似乎毫无困难。成年后，他秉承父业当了一名牙医，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中文和中医。渐渐地，他开始自己翻译针灸书籍，这样他就不需要其他的中介来接触第一手的材料。
腊味爱认为，中医和西医不一样，中医并不是一个科学积累的过程，而是古代圣人顿悟出来的。因此，如果要真正理解中医，就必须回到过去和传统。幸而中国人是用象形文字来描述世界的，所以，能够回到文字的远古状态——甲骨文，就能知道古人想对我们说什么，达到中医完美、理想的状态。
正是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腊味爱找到了自己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从而衍生出一整套“巨系统”，发明出了一整套中医理论及临床技术。
贺霆教授给我描述了他看到的一些细节：腊味爱的弟子从不会去买现成的艾条，而是在每年6月21日夏至那天，到法国的克莱蒙费朗火山口去搜集野生的艾叶，因为按照五行理论，此时此地的艾叶“火”力最强。采回来晒干、保存起来，每次要用的时候，必须用手搓成艾绒。
因为，他们说，机器加工艾条会“金克木”，所以是不会有效果的。对于这群西方中医生来说，必须严格遵守古书里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有丝毫懈怠。
这个学派治疗不孕不育症也是一个经典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医治由天、地、人几个层面构成。“天”就是带“神”字的穴位，其中“神阙”（即肚脐）最为重要；他们认为，肚脐眼处是胎儿与母亲沟通的渠道，如果母亲在怀孕时不开心，就会在这条通道间形成“负面”灰尘，阻碍女儿成人后受孕。方法是“隔盐灸”：艾绒要捏成金字塔状，艾条燃烧的烟必须直直上升，这表示和天进行沟通。
如果天地人三层治疗还无效，那就是患者祖上灵魂作孽，必须用孙思邈的十三鬼穴。医生此时用半寸的针（根据象数原理属“神”），但并不真正扎进身体，而是在每个鬼穴表面比划一下，然后医生用手把针折弯，最后一针需要病人亲手折。最后烧掉，灰烬用水冲走。
贺霆记得当他第一次看到这种针灸疗法时，几乎惊奇地都快跳到天花板上了，便询问其中的道理。医生这样答道：你们中医不是仁术吗？这个做法是警告鬼，但不真的去刺杀它，这就是仁心仁术。显然，这种观念和做法在今天国内中医界看来绝对匪夷所思，它源于西方人自己的阅读和理解。
但在这个极具仪式感的过程中，却重新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西方中医”。这种“西方中医”的每个细节、每道程序、每处寓意，乍看起来似乎都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但是，当它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拼接”在一起时，却成了一种我们从未相识的“中医”。
重组中国文化的“西方中医”
在法国，腊味爱学派的弟子和传人并不算多。贺霆在自己的调查中发现，这个学派目前总共不超过多人。
从西方中医的总体分布来看，法国最多，其次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一些。但即便在法国，西方中医的人数也是不占优势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和世界文化交流的阻隔，使得中医和世界的对话有限，西方中医影响甚广。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的移民中医，或是能到中国学习的外国医生增多，这个学派的医生人数逐渐减少。但这个学派的医生们往往以正宗古典自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听腊味爱上课时，仿佛受到神启：从那天起对世界、自我、生命的看法完全改变。据腊味爱女儿的回忆录里记载，所有以学生身份结识他的那些人都将其视为自己的思想大师。
贺霆教授发现，很多去法国讲学的中国中医生，多少都会感到别扭：自己精心准备的现代科学理论、实验室证据以及临床高新技术找不到听众，反而自己需要恶补那些最“玄妙”的传统理论，寻找那些更“古怪”的民间技术，听众对后者的兴趣往往高涨。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西方中医”赖以发生、存在的文化土壤。至今，腊味爱学派的传人还坚信中医乃中国先贤经“顿悟”所立，至今虽已不复完美，所幸文字尚存，因此文字是唯一通古幽径，遂尽力将医典及针灸穴位名称译为甲骨文等古汉语，加以解读，用于临床。
年11月贺霆教授在昆明举办第二期西方特色针灸讲习班，法国老师Salaun医生及Gasq医生进行古法针灸授课，他们所展示的“西方中医”，包括“孟子的人”、“五行中的五行”、“平顶金字塔”等医理，“质”脉象、柠檬刺疗法、冰块疗法等技巧，令中国的医生和学员惊叹不已。
在贺霆教授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中，他发现，这群坚持西方中医的医生们，在行医或教学的过程中，他们甚至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而一旦脱离了“中医”的语境，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纯粹和地道的本国人。这样的观察，似乎和我们过去想象的中医文化对外传播和影响有所不同。
在一个与我们的文化迥异，距离遥远的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发源地，在看起来更为强势的西方文化里，反而滋生出一种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浓缩、夸张甚至重塑的一种新形态的“中医”，一个在古代中国从未见过、与今天中国体制内中医反差巨大的“中医”。
对于贺霆来说，他却觉得这可能是文化传播中最好的一种方式：让对方来取自己最需要的部分，让他们将其加工成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进而向他们自己同胞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西方中医”实则是西方文化的产品，它仿佛是一把钥匙，把西方居民原本被自己文化禁锢起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解放出来。而借助西方中医传播中国文化，不但是在西方地区最有效的方式，更提示一种世界不同文明交流的“和”模式。
（贺霆教授对本文有贡献，特此感谢）
作者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信茹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赵亚净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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