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李致重当代中医学的复兴之路

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我们至今未能在当代科学的整体框架上，找准中医学（即中医药学）的科学定位。近七十年来的教课书、文件里，类似中医学定义的说法大体有四种：“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医药发源于我国，是中国各族人民几千年在同疾病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流行人们口头上的以形容词称谓中医学的说法则更多，诸如独特、瑰宝、宝库、结晶、特色、优势、特点、深厚科学内涵、宝贵财富、规律、精髓等等。uwy

这许多华丽的形容词，既没有揭示出中医学的本质特点，也没有阐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根本区别。在门类繁多的人类科学之林，包括西医在内的任何一门科学，哪一个不是有优势，有内涵，有特色，有规律的宝库、结晶、精髓、财富呢？这其实是中医学在人类科学的整体框架上，至今还没有找准自身学科定位的一项重大学术问题。这里仅从四方面，谈一些认识和看法。

一、回到中医学成熟时代的原典

需要说明，这里的原典，当然不是起点的点。所谓原典，即追溯到东西方哲学、科学以及中、西医学各自迈向成熟时代，反映在各自经典著作的概念、范畴体系及其思想、观念、方法等。本人在《中医复兴论》《医理求真》《中医临床辨惑》《医医》《正医》《中西医比较》等著作以及相关的专题论文中多次讲到：“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过两次高峰”。围绕这一基本观点，重点说明如下：

其一，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出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

其二，第一次文化高峰以哲学的成熟为代表，第二次文化高峰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成熟为代表。

其三，哲学研究的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一部分自然科学，皆从属于哲学的体系。近代物理学、化学研究的是事物在物质形态结构与功能方面的科学。自然科学中凡以物质形态结构与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以及制作种种“人造之器”的工程、技术学科，皆从属于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体系。

其四，中医学是哲学体系下的医学科学，西医学是近代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医学科学。中医学的原典是春秋秦汉时期的中国哲学以及《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经典医著；西医学的原典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理学、化学的成就以及西医基础理论所包含的《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以及《组织胚胎学》《细胞学》《生物化学》等。

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方哲学以及中医学基础理论，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物理学、化学以及西医学基础理论，各自都在不同的环境和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各自从源到流的发展历史。其中的“源”是根据，是理论，是科学；“流”是延伸，是应用，是技术及其经验。在人类哲学、科学发展的长河中，诸多不同类别、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发展，都是遵循着这种“源”与“流”的关系原则而向前发展的。中医学与西医学各自基础理论的比较、研究、发展，当然也遵循着始于源头，守定原典这一宗旨。始于源头，有利于本末分明；守定原典，便自然纲举目张。

由中国哲学奠基的中医学原典，引领中华民族的防病治病事业两千多年。以近代物理学、化学奠基的西医学基础理论，18世纪以来逐步发展为世界的主流医学。20世纪以来，随着西医学的不断传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两种主流医学的国家。然而在此期间，人们没有从中西医各自的原典出发对中西医两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却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陷入了中医学西医化的岐途，达六十余年。

二、同类学科共守同者求同存同原则

同类科学，指的是东西方哲学及其体系下的种种不同学科；也指的是近代东西方物理学、化学及其体系下的诸多不同学科。同类科学之间交流、比较的目的，无疑在于存同。

东西方哲学的辉煌，都出现在春秋秦汉之际。后来，历史上称之为五大文明的埃及与两河文化相继走向消亡；印度文化之首的佛学自唐代以来走出本土，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讨论东、西方哲学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样要回到原典。着重对春秋秦汉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哲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

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东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比较，至今仍然十分有限。国内近百年来对传统哲学的自虐、自残，也使东西方哲学间的交流、比较长期处于的误解或隔膜之中。在此期间，台湾辅仁大学为首的一大批汇通中西的知名哲学家，走在了东西方哲学交流、比较的前沿。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了多种东西方文化、哲学、形上学比较研究的著作。由罗光、李震牵头的汇通东西方哲学的大型《哲学大辞书》，自年出版第一卷以来现已出版到第六卷。一部交流、比较、汇通东西方哲学的划时代巨著，不久将全部出版面世。仅从现已出版的前六卷的内容之中，已经使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哲学之间同者求同存同的光辉前景。尤其另人振奋的是，它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医学在人类医学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复兴、发展中医学的信心与力量。

从同类学科的相互关系上来看，古往今来彼此交流、比较、研究的主体，即在于同者求同；彼此之间交流、比较、研究的目标，无疑是求同存同为基础的共同发展。因此这里可以说，不同时代与区域的同类学科之间同者求同存同，应当是各种专门学科在交流、比较、研究中，不断发展、创新、完善的必然过程。

其实，每一位学者在自己专业领域的学习与进步，也是这样。一个人在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累积越广、越深，他在本学科发展上所累积的潜能便越大。在本学科知识广泛、深入的累积中，他必然会发现专业领域里的种种差异或不同。于是在他头脑中的比较与思考，同样是在同者求同的愿望驱使下，一步一步地迈向更高水平的存同。由此进而言之，诸多学者之间同者求同的学术交流、比较、研究，当然也是同类学科在存同意义上发展与提高的最好方式。

还应当看到，在同类学科里，彼此之间的差异或不同，大多是枝节性、局部性的。在多数情况下，往往只不过文字、语言表述习惯的差异而已。因此经过修正枝节的、局部性的，或者文字、语言表述上的差异或不同之后，也便自然而然地回归到同者求同存同的主体目标上来了。

基于以上的讨论，同者求同存同，是历史上、国内外同一类学科发展、提高的基本原则或普遍规律。东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比较、研究如此；不同国家、地区在物理学、化学之间的交流、比较、研究也如此。东西方现代医学（西医）之间的交流、比较、研究如此；中医学（包括其它传统医学）之间的交流、比较、研究也如此。往后中医学真正走向了世界，世界各国之间的中医学交流、比较、研究，当然还是如此。

三、不同学科信守异者求异存异原则

异者求异存异，指的是不同类别的学科之间，交流、比较、研究的主体性原则。不同学科之间交流、比较的目的，无疑在于存异。

在维护国家、社会、团体，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彼此关系时，人们常说：求大同、存小异。这里的求大同、存小异，主要目的在于趋同，而存异只是局部性、策略性的。这与不同文化、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比较、研究的出发点，不应当混为一谈。不同文化、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比较、研究的核心当然在于存异，其目的自然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年，美籍学者周策纵先生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提出，各种文化、科学之间应当坚守的原则是：“求同异、存同异，同固然好、异更可喜”的原则。同一年，费孝通先生有四句极具影响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这些提法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异者求异存异，是完全一致的。

在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长河中，研究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现象而形成的哲学，成熟在前；研究具体物质的结构与功能而形成的物理学、化学，成熟在后。哲学与物理学、化学之间，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不能以哲学与物理学、化学不同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过程，来评判对方的是与非、优与劣、存与废。世界上没有人用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解释哲学的对立统一、质量互换、否定之否定，也没有人用哲学的观念与方法，解释能量守恒定率、分子的合成与分解、铁元素的结构与功能。所以哲学孕育下的中医学与近代物理学、化学孕育下的西医学，彼此比较、研究目的和原则，当然也是如此。

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的根本不同，是由一把解剖刀而决定的。即在于对人体进行解剖还是不解剖这一点上。可以说，一把解剖刀将人类的医学科学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医学是以人身整体的运动变化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西医学则是以人体局部的结构与功能为其研究对象的。彼此在研究对象上，既不交叉，也不相融。

中医学当年没有精准的解剖刀可用，从此人们抓住了人身整体水平上的运动变化的现象。展现在中医工作者眼前的，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即中医学所称的证候。于是在哲学的指引下，中医工作者从人身整体水平的证候出发而向上探求，逐步懂得了“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的自然整体生命之人，形成了以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

西医工作者因为有理想的解剖刀可用，于是在物理学、化学的指引下，走上了人身整体之内。展现在西医工作者眼前的是层层深入的人体局部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及其各自的结构与功能。于是把物理学、化学方法所揭示了层层的结构与功能加以总结，形成了西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

其实，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科学定位，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给我们讲明白了。《大学》围绕“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展示的讨论，智慧地概括了人类科学发现的全过程。首先，人类一切知识的获得，皆始于“格物”。“格物”，即分门别类的研究事物；而其中的“格”字，包含着严谨地度量、鉴别，准确地加以区分的意思。其次，当人们将天地万物区分到细而又细、准而又准的极致之时，人类对每一具体事物认知上的新知识，便由此而产生了。所以将分门之后而累积的别类知识，以相应的概念、范畴体系表达出来的，人们便称之为科学。

按照“格物致知”的道理，知识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把解剖刀就像一个“格”字，把医学面对的人分为两个不相交融的研究领域，或者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中西医各自在原理与特长上的区别，各自在生存、发展、方向、道路上的区别，全是由这个“格”字而决定的。所以分门别类的科学，就是因着研究对象的相互不同或差异而决定的。而且，西医的解剖刀无法打开中医的“整体层次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中医的哲学思维无法解释西医的局部结构及其功能。

基于上述，倘若在成熟的不同学科之间，用一者的观念与方法解释或改造另一者的知识体系，无疑是颠覆科学发展的历史和规律的错误作法。所以当代流行的中医西医化，严重背离了异者求异存异的基本原则。

四、打开中医学复兴的突破口

一百多年来，人们常常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由此使国人患上了严重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中国人至今不知道中医学我是谁，不知道中医我是怎么来的，所以至今没有给中医学做出合格的定义来。这正是民族文化自卑症，在中医学上衍生而来的一大苦果。面对这一苦果，当今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要有三项基本任务。

其一，要不失时机地医治学术界的传统哲学贫困。

人所共知，哲学是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学问。这一认识过程，是由人的思维来完成的，而思维科学的核心是辩证逻辑。去掉了哲学，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人的逻辑思维，也就同时被丢掉了。这时候摆在人们面前的，只剩下了事物的外在现象。

对于中医而言，丢掉了对疾病本质，也就是丢掉了对病机的认识之后，剩下的就是一堆疾病过程中的证候表现了。这时候的中医临床，便无可倖免地退回到两千年前经验医学的窠臼之中。这正是哲学贫困以来的危机所在，而且这一危机已经成为今天中医学所面临的基本事实——当今中医的临床上，已经看不到哲学意义上的逻辑思维了。

其二，要果断告别中医领域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

当代中医学面临的近代科学主义，就是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学进行验证、解释、改造。这种做法对哲学和思维科学而言，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完全行不通的。以近代科学主义的幻想强力推行的结果，只能是彻底丢掉中医学既有的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的临床优势。由此所造成的结局，只剩下一部分使用中药的临床经验，以及从中药材里提取的西医认为的类似青蒿素的新西药了。习惯上所说的“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学西医化”，本质上就是一百年来常说的“中医学经验化”和“废医存药”。这一结局，其实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多半个世纪了。

其三，要彻底改变当代学术界文化精神溃败的问题。

本人在《医医》一书里对文化精神是这样表述的：“文化精神就是只对文化负责，不为功利所使的一种彻底、纯粹的治学态度或学究意识”。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应当是更高层次的文化精神。

当今中医学面前，摆着中医临床经验化和中医中药西医化两大难题。对于今天的中医工作者而言，救中医学于既倒是我们的初心，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是我们的使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充分表明，实现中医学的当代复兴，更需要我们坚韌不拔的决心和毫不动摇的文化精神——由复兴中医学的初心和使命，共同凝结而成的“彻底、纯粹的治学态度和学究意识”。

习近平主席十分重视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他把中医学的复兴，视为打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然而中医学这一把钥匙，自身已经生锈多年，而且锈得很严重。今天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无疑是要让这一把金钥匙，重新闪亮发光。

年的国家宪法总则首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年，我国首次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总方针之一。年，我国首次制订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不容动摇的复兴中医药学的国家意志，也充分表明了当代中医药工作者肩上的历史使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是努力实现中医学全面复兴的时候了。

作者李致重(-)，山西万荣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研究、管理五十余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原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香港浸会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中医十年余。发表中医药学术论文近三百篇，出版中医药专著十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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